一个月之后，不管是川东还是鄂西的各府、州，衙门内除了死囚，其他的囚犯都被一扫而空，城内城外见不到一个乞丐。
若只是这样，不明就里的老百姓肯定要交口称赞。然而不管什么样的经，在乾隆晚期吏治腐败的阴云笼罩下，到了下面一定会唱歪。各地州县官员要是不趁着这个“好时机”贪腐中饱，求财纳贿，那简直是愧对自己的顶戴花翎。
达州知州戴如煌，老昏贪墨，为完成总督大人交待下来的任务，居然派出五千胥役在其治内大索，拘押有产者无数，趁机勒索，以此弥补在任以来的亏空。只要不掏钱，一律定为流民，押送出川。
而湖北当阳、郧阳更是极致，他们先是派出衙役在府城、县城各处稽查，只要口音不是本地的，而且没有路引和保甲证明，一律充作“流民”；城内各处但凡有人口角斗殴，不论对错，全部收押，以打成流民为名，勒索钱财。之后又派衙役进入南山老林边缘地带，将难以完成赋税的村落一锅端。
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初，三省竟然已经凑出了十万流民，陆续押送出境。
不管是纤夫、乞丐还是囚犯，这些人原本就是衣不裹体，食不果腹，一番折腾之下，很多人还没进江苏就已经病倒。
沿途的各省督抚只是派兵监视这些过境的“流民”，以防这些人逃跑，流窜境内。而两江总督衙门、河道总督衙门则派出兵丁和船只，将南到野朝洋，北至乌沙河，西至阜宁县东五十里，东到大海的大片划为禁地，专门用于安置三省运来的“流民”，等待北海镇将其接走。
下面的官吏吃饱，上面的各级道台、臬台、布政使和督抚也是收获颇丰。比如湖北的百姓便将湖广总督毕沅、巡抚福宁、布政使陈淮三人称为“毕不管、福死要、陈倒包”。
到了二月，随着和琳坐镇襄阳居中协调，再加上和珅不断的来信督促，三省督抚在经过大量的书信往来商议后，便约定在三月三这一天同时动手。
四川总督李世杰亲自率督标中营中军副将、川北镇总兵、重庆镇总兵赶到达州，调督标中营五百，会同镇标中营、顺庆营、达州营、潼绵营、太平营、通巴营等共四千人，从宁羌州、南江县、通江县、巴州、乐乡县向东，进入川东北的巴山老林。
湖广总督毕沅坐镇襄阳，派督标中营四百，会同提标中营、襄阳镇、郧阳协、宜昌镇、镇筸镇共计五千五百人，从郧西县、白河县、竹山县、房县、兴山县、归州向西，进入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。
陕西巡抚秦承恩坐镇汉中，派提标中营一千五百，会同宁羌营、汉凤营、渔渡路营、畧阳营两千五百名，从羌宁、畧阳、宁陕、孝义、褒城、固城向南，进入南山老林。
农历三月三在古代称为“上巳节”，然而到了清代却在汉族地区演变为“鬼节”。到了这一天老百姓除了要吃荠菜煮鸡蛋，白天还要逛庙会，晚上回家后则闭门不出，在屋里放鞭炮驱邪。所谓“三月三，小鬼撂青砖”。
那些住在南巴老林山里的流民们，都会在这一天走出大山，来到周边乡镇，或是逛庙会，或是卖一些山货，换点粮食回去。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小鬼没来，如同牛头马面的“官兵”却来了。
艳阳高照的中午时分，随着官兵陆续发动，各地庙会上顿时鸡飞狗跳、人仰马翻，哭声喊声此起彼伏。不过令山民们感到惊讶的是，官兵并没有胡乱杀人，而是用刀枪逼迫，将人聚拢后，便用绳索将其捆绑。
被绑的人里不光有山中流民，还有很多周边县城村镇来看热闹的百姓。然而官兵根本不管，人多了正好可以趁机勒索钱财。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，那些被误抓的家人便带着保甲过来寻人，面对官兵的勒索，只得交钱领人。而那些从山里出来寻找家人的，则一律被锁拿。
就这样，一船又一船的流民再度被赶出赖以栖身的家园，走上了东去的道路。
虽说一时间民怨沸腾，但也没有人敢于反抗。此时的三阳教还在河南、湖北东部秘密传教，最多也只将触角伸到了襄阳；三省交界处的秘密会党蔓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庞大规模。
说起三阳教，至今成立不过两年，前身就是混元教。那个所谓的“明朝嫡派，保辅牛八”一说，就是由他们给鼓捣起来的。
在另一时空历史上曾经爆发的“川陕白莲教之乱”，追根溯源，其实还得从乾隆三十九的“清水教之乱”说起。
王伦之乱虽然前后不过一个月，但从清水教案暴露，浮出水面开始，已经可以看到整个华北地区，布满了八卦教系统的“邪教”联络网，世代相传，盘根错节；很多都是从明代就开始传播，最晚的也是从康熙初年就有了。
而像什么收元、混元也都是从八卦教各卦分出来的。比如清水教在八卦教里就属于“震卦”，王伦当初传教的时候就自称“东方震宫王老爷”。历史上嘉庆时期的天理教作乱，震卦便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。
1790年4月上旬的一个夜晚，在荆州枝江县城外的一处院子里，一群老百姓正跪在地上虔诚作祷。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香案，而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削老者身穿法衣，手上不停的掐着诀，口中则在念念有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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